申万宏源证券杨成长: 2020年政策关键词-巩固、稳定和平衡


答案是,本轮周期调整不同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轮周期调整。这是改革开放35年来,乃至新中国成立35年来,对中国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调整。因此,调整的深度、广度和厚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与全球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有关,但不是根本性的。全球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和中美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经济调整的根源。各种宏观政策可以促进和影响经济调整的步伐,但不能改变调整的基本方向。

就表现形式而言,本轮经济调整首先表明,几乎所有传统的高增长需求都相继下降,伴随着需求结构的根本变化。从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关系来看,进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从高峰时的70%左右下降到30%以上。从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来看,2018年中国消费对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0%。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来看,我们的纯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下降至约33%。因此,从需求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甚至过度补偿了。扩大出口、制造业和投资的比重已成为一些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新方向。

因此,从需求结构的调整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完成。我们不能继续把提高内需、服务业和消费的贡献率作为优化中国经济结构的方向。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阶段,中国的贸易、投资和制造业衰退来得太早、太快。如果这三大领域的贡献率继续下降,那将是中国经济结构开始过早下降的迹象,而不是优化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第三产业结构调整后,需求结构仍然见底?当新经济、新格式和新模式全面展开时,为什么仍然难以弥补旧需求的下降?这里的关键是找到这种长期下降趋势的真正根源。一些人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崛起为世界怪物的结果。目前,中国的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总量。规模大,增长自然会很困难。这个想法看起来很合理,但实际上它缺乏逻辑。美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甚至相当于大欧洲28个国家的总和,人均国民收入超过6万美元,这并不影响美国继续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城镇劳动力的年增长相当于澳大利亚的总劳动力。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只是规模过大,这是没有根据的。中国目前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确实相当于过去几个百分点的经济总量,但不要忘记,中国企业的资产已经翻了几倍甚至几十倍。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除金融资产外,中国第二、三产业总资产已超过600万亿元,比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增长10倍以上。目前,我们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过去企业资产的十倍以上。绝对单位增长率肯定是过去的几倍。这不能成为减缓经济增长率的基础。一些人还认为,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甚至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动荡,都是中国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事实是,尽管本轮经济周期的全球复苏缓慢且不均衡,但复苏周期已经持续了近十年。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已经大大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美国经济总量已从2007年的14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1亿美元

首先,政府与市场参与者合作创造巨大市场需求的能力和潜力大大降低。过去,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仅仅是通过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来实现的,尽管这是最根本的。中国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和房地产领域直接和间接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各级政府控制土地资源和土地交易制度、地方发展规划、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发展政策和一些优惠税费政策等资源。在经济发展是第一目标、速度是第一成就标准的指导下,政府利用其控制的资源,叠加各种制度设计,形成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房地产需求等巨大而持久的市场需求,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各级地方政府是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规划权、土地制度和政府对资本的控制是基础设施提前发展的强大动力和保证。基础设施投资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硬条件。这是一项可以被看到、感动并传递给后代的成就。这也是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最直接的起点。“如果你想在致富之前修路”,基础设施先行和适度超前始终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它确实会带来地方政府债务高的问题。然而,与基础设施先进发展带来的巨大社会发展效应相比,地方政府的高额债务仍然是低成本的。

特定的土地交易制度,加上当地政府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化进程,在房地产市场上形成了巨大的财富效应。土地价值依次上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巨大需求。现在有些人提议放开房地产和土地的供应。土地供应放开后,房地产市场将不复存在。城市建设用地没有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工业用地的固定比例划分,三种土地没有三种不同模式的定价和交易策略(只有房地产用地通过公开招标、拍卖和挂牌方式进行交易)。房地产用地不短缺增长,房地产市场也不存在巨大的财富效应和巨大的市场需求。

虽然工业投资的主体不是政府,但中国以工业园区的形式吸引投资。政府通过土地政策、基础设施投资、支持通关和物流、工业资本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相互竞争,优化工业投资环境。一些地方政府还通过对基础产业的直接投资,为私营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地方各级政府吸引外资的政策是创造产业投资需求的重要条件。

这三种需求的长期持续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各级政府在利用这三个需求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凸显了中国经济体系的巨大优势。加速城市化和制造成本方面的国际比较优势是发展的客观条件。政府利用三大需求的能力及其客观比较优势,为中国的长期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努力下,这三项需求长期高速增长,并开始提前饱和。这导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工业投资、房地产和对外贸易过早衰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今天的过早衰退是过去长期过度增长的结果。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和消费观念导致的一些消费领域的过度增长已经开始消退。尽管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40年,但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和市场仍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主要区别在于,我国的基本消费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虽然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家庭和家庭之间的亲属关系有所缓和,但并没有破裂,家庭消费仍然超前。如果年轻人买房子,他们主要依靠家庭甚至家庭的力量。婚姻和婚姻的父母共同支付首付,这大大提高了年轻人消费房地产的能力。例如,各种各样的汽车制造商无法预测为什么SUV车型会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车型。运动型多功能车只有在作为家庭的整体消费工具时才能显示其优势。另一个例子是为什么中国人的手机消费如此超前。由于中国分居家庭的数量接近4亿,固定电话对这群人来说毫无用处。移动电话是最重要的通信手段,即使是对最低收入群体也是如此。在收入差距扩大和富裕阶层急剧上升的阶段,繁荣的富裕阶层将形成对奢侈品的巨大需求,作为富裕阶层社会象征的外部象征。这导致人均收入不到美国十分之一的国家消费了全球35%的奢侈品。然而,随着社会文化心理的成熟,这个粗鄙而富有的阶层的外在符号已经失去了被尊重的意义,对奢侈品的追求也将逐渐淡出。目前,房地产、汽车、手机、奢侈品等高端消费领域正在逐渐衰退,对当前经济形成新的下行压力。

第三,随着生产条件的变化,中国已经失去了在低端制造业的绝对成本比较优势。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无法弥补低端制造业的需求空间。世界仍然由穷人主宰。发达国家的人口不超过十亿,其余的相对贫困。因此,低端制造的空间远远大于高端制造的空间。随着我国的发展,生产要素成本迅速上升,以企业提供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为主的税制导致了低端制造业的过早衰退。虽然高端制造业也在快速发展,但其比重太低,市场空间太小,导致制造业过度衰退,民营企业发展困难。

这三个因素构成了中国经济持续衰退的主要根源,这是规律的、客观的、不可避免的。这与所谓的投资周期和库存周期无关。用西方周期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不可信的。在出口、工业、基础设施、汽车和房地产等所有高增长需求的压力下,中国经济保持在合理的轨道上,保持了世界主要国家的第一增长率。这是历史上的奇迹,充分证明了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目前,所有高增长需求都大幅下降,处于低速稳定增长阶段。只有房地产投资仍然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这是经济继续下滑的主要压力。只要房地产消费和投资能够软着陆,中国经济低迷的底部区域就会逐渐变得稳固,而且离底部区域不远。乐观估计显示,未来两年内逐渐回落并在底部区域稳定在5%以上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3。2020年是支持私营经济发展和反周期控制政策的巩固年。

2018年是问题暴露年,2019年是系统布局年,2020年是政策整合年。

2018年初,我们仍沉浸在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预期中。然而,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深、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下降、私人经济困难的加剧以及汽车等大宗消费的大幅下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一轮问题暴露出来。党中央及时准确判断“稳中求进、稳中求进、稳中求进”,采取“六稳”措施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2019年,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史以来的措施来应对新一轮的经济下行压力和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它以问题为导向,其政策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采取综合措施刺激民营经济活力。要努力降低税费,限期清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欠民营企业的逾期债务,降低要素成本,增加对中小微型企业的融资。二是增加财政支出,发行专项债券,稳定基础设施投资。第三是刺激国内消费,培育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第四,全面优化经营环境,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和研发的支持力度,推进新一轮开放政策。

从全年的情况来看,这四种政策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私营企业的状况有所改善,其发展热情大大提高。“五险一金”的调整对中小民营企业影响最大,金融“强国弱国”现象得到扭转。从目前的财务指标来看,民营企业的业绩增长最好。特别债务的大幅增加稳定了基础设施投资。尽管汽车对消费有很大的拉动作用,非洲猪瘟对消费价格也有影响,但消费市场总体稳定。

目前,各种政策仍在大力实施,有些政策推迟了实施效果。首先,私营经济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但投资热情没有上升。其次,汽车对消费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同时一些服务消费的增长率也有所放缓。第三,工业衰退速度超出预期。由于缺乏需求支持,钢铁、煤炭和化学工业的高价格已经下跌。由于贸易摩擦,汽车价格下跌,信息制造业的增长率急剧下降。工业利润下降。第四,央行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但商业银行适度紧缩,导致宏观宽松和微观紧缩的状况。虽然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的余额有所增加,但广泛的社会融资并没有增加。随着社会资本的充裕和利率的下降,企业的融资困难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第四,在金融方面,中央政府宽松,地方资金紧张。一些省份的资金异常紧张:土地收入正在下降,该地区极度不平衡。地方社会保障差距加大;金融自给率低,贫困地区面临着与贫困作斗争的巨大压力。财政资源需要优先用于扶贫。清除地方政府欠私营企业的债务压力很大。虽然特别债务大幅增加,但只能针对有现金流的项目发行,这导致新的特别债务集中在棚户区、交通项目以及土地收购和储存上。公共设施项目资金难以保证。因此,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保持稳定增长,公共设施投资增速明显放缓或下降。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了2020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规划,明确了指导思想。会议精神表明,保持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是主要基调,同时要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进行调整和微调。我们将继续保持活力

目前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有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逐渐下降。随着经济增长,潜在增长率将逐步下降。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在5%至6%之间。再过几年,它将在4-5%的范围内。然后更低。尽管这一推论似乎是基于理论,但它通常是悲观的。根据这一理论推断,当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0美元时,就有可能跟上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也赶不上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也在增长。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本轮经济调整时间很长,但在经济结构、力量和增长方式转变后,中国经济仍很有可能在一段时间触底后继续复苏,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中高增长。从客观条件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可支配收入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小部分,甚至十分之一。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仍有至少20%-30%的提高空间。实现社会服务的完全均等化需要15-20年的时间。目前,只有近4亿人享有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障。人们对创新和创造财富的热情仍然很高,每年数百万新企业的注册是一个重要指标。在全球产业链和产业分工中,中国的综合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将社会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刺激增长的潜力仍然巨大,尽管需要新的思维框架和改革思路。当然,这些都是潜力。要将它们转化为真正的发展能力,需要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对制度和机制的实际探索来实现它们。目前,我国需要适时运用反周期政策来减轻经济低迷的影响,平稳发展速度。更有必要着眼于未来,为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创造客观条件。为了实现我国经济真正的自下而上,我们仍然需要创造四个条件。

首先,政府应该形成创造市场需求的新能力,把旧领域的“三股力量”转变为新领域的“三股力量”。中国应大力优化经营环境,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然而,历史也证明,仅靠市场经济的力量很难继续实现长期快速增长。历史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不是这些国家的市场机制不完善,而是发达国家在发展、高端制造业和全球服务业以及控制全球要素市场的定价权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随着要素成本的增加,发展中国家难以分享全球市场需求,甚至国内市场需求也会被发达国家占据。中国长期贸易增长缓慢,国内商品和农副产品在性价比方面的竞争力逐渐丧失,是这一现象的标志,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必须转化为政府直接创造或推动创造巨大市场需求的能力。过去,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和工业投资领域创造并刺激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未来,政府需要在个人消费、生计服务和技术创新方面创造和刺激新的市场需求。中国经济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核心,同时需要扩大社会需求和市场潜力。在巩固和创新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产业投资需求的基础上,政府迫切需要找到杠杆,利用国内消费、社会服务和科技创新三大新需求,加快释放这些需求潜力。过去,政府依赖土地、规划和支持基础设施

在过去两年里,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来培育和引导消费,但效果不如刺激投资那么有效。各级政府仍需学习如何激发消费市场的潜力,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经验积累不足、工具选择不当等问题。在教育、医疗保健、养老金、文化、旅游和体育领域,供应严重短缺,市场发展空间质量低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供给灵活性的优势,深化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增强多层次多元化供给能力,更好地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如何利用各级政府控制的工具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民生服务领域,实现多层次、多样化的多渠道供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目前,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建立了完善的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然而,通过横向比较,科技创新转化为增长能力的效果因地区而异。这表明,各级政府在如何激发社会和企业的科技创新潜力和需求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政府利用消费、社会服务和科技创新的快速增长,促进居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产业升级,符合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

第二,让民营经济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中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力量。

过去,中国经济保持了高增长率。重要的条件是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始终是最活跃的因素。在这一轮经济转型中,民营经济经历了最大的痛苦、最深程度的转型和最大的困难。相当多的私营企业将被淘汰。根据过去的发展条件和方法,目前民营企业的结构已经形成了“三大不合理”。首先,产业布局严重不合理。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低端制造业、投资产品行业、极其分散的物流、商业、餐饮等服务业以及建筑业,这些行业是目前需求下降最快、产业组织变化最大、互联网影响最明显的领域。在前500家民营企业中,前三名主要是钢铁、有色金属、房地产等行业。他们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比国有经济的不合理性严重得多。其次,空间布局不合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和县级以下的小城镇和村庄。过去,依靠小城镇和村庄的区位优势,要素成本很低。目前,行业需要升级,设备需要改革,产品需要升级,管理需要现代化,现代元素需要进口。然而,知识、技术、人才和数据等新元素很难导入,元素的流动性也很差。目前,我国每年新增800多万名大学毕业生,大学生就业相对困难。然而,这些中小企业很难引进一些大学生和技术工人。工业园区比例很低,产业匹配能力差,产业要素成本低,但综合匹配成本高,导致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第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私营经济比例很低,家庭工厂比例很高。家庭所有权、父母决策、风险集中、信息模糊、缺乏抗风险能力和创新机制。这种传统的私营企业

现代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促进市场主体创新和创业的微观体系。新一代信息革命将我国市场经济从物质资本驱动推向知识资本驱动。从以房地产要素为主的传统要素市场体系到以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可移动要素为主的现代要素市场体系。从物质要素的支配到活劳动,再到活劳动对物质要素的应用。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拥有最安全的财产、最清晰的产权、最大的资本、最长的制度、最稳定的政策、最公平的市场和最透明的信息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大力发展人才、技术、信息、数据等个人产权市场。

第四,要形成新一轮的开放体系,促进中国贸易的快速增长。

为满足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的需求,制定新的贸易规则;推进贸易、投资、金融一体化和开放。必须充分认识到,全球市场对低成本高质量工业产品的需求仍然是主体,要素成本的增加不一定会导致低成本生产。降低工业生产成本的方法和手段仍有很大的空间。政策不能只强调高端制造业和高端产品。毕竟,高端产品的市场空间有限。中国生产的高质量低成本消费品仍然具有全球综合比较优势。目前的特别关税区应该分类和调整,如自由港、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国际能力合作区。通过商业环境的国际比较,引导民营企业客观分析中外商业环境的差异,鼓励民营企业立足中国进行国际化生产布局,避免盲目迁移带来的问题。重新发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优势和地位;在完善规则的基础上,形成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贸易、投资和科技领域的深度合作新模式。形成中国在高端和中端制造业的独特竞争优势。当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时,它不能仅仅依靠国内市场来发展。(作者是沈万鸿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长城)回搜狐查看更多